梅祖麟教授与汉语历史语法
梅祖麟教授与汉语历史语法
孙朝奋（斯坦福大学）
非常感谢中国语言学报冯胜利教授在梅祖麟教授刚刚辞世之际，邀请我就梅老师对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所做出过的重大贡献，为学报写一篇缅怀老师的文章。康乃尔大学语言学系的John Whitman教授追悼梅教授时说，“梅祖麟教授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历史语言学家之一。”梅老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学系胡适讲座教授，在汉藏语比较、汉语方言和汉语历史语法等领域，都做出过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和重大贡献，我是老师的一名学生，在此仅就个人的角度，回顾跟随老师学习历史语言学的过程，谈一下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纪念老师，如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 幸遇梅老师
一九八二年春，梅老师访华归美，途经旧金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士元教授Project of Linguistic Analysis（简称POLA)的中国语言学工作坊作学术报告，我当时正巧在2222 Piedmont Avenue的POLA访问，有幸听到了梅老师历史语言学的讲座，印象深刻。后来，我在俄勒冈州大跟随Givón教授学习语言学，当时美国学界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汉语词序正在变成宾动语言，在Givón的指导下，我在研究中发现汉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句子都不是所谓的宾动语序，念完硕士学位，想继续研究现代汉语把字句在历史上产生的动因和过程，就申请读博，学习汉语历史语法。梅老师是研究中国历史语法最有名的教授，我马上就想到在伯克利见过的老师，年轻气盛，敢想敢做，写信给梅老师，申请去康乃尔大学读博，喜从天降，居然得到了老师的帮助，一九八四年顺利进入了康乃尔大学的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系的博士班学习。
梅先生所在的亚洲研究系在Rockefeller Hall的三层，在康乃尔第一年我在系里当助教，每周到系里上班，辅导学生。康乃尔大学美丽的校园在綺色佳小城区后的山上，洛克菲勒楼，地处校园小山的顶端，是一栋百年建筑，在亚洲研究系进驻之前，据说赵元任先生曾出任过康乃尔数学讲师，数学系当时就在这栋楼里。
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一年，由于自己原来是外语系的毕业生，中国语言学根基浅薄，需要大量补课，到康乃尔后，梅老师对我说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他不辞辛苦，整整一学年主动每周为我一个人上一次导读课，记得老师要我读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董同龢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等等专著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还记得读太田先生的日文原著（当时蒋绍愚先生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版），我没学过日文，主要是听老师讲，就好像在听他和太田对话。一学年一对一的导读课，虽然压力山大，但是满载而归，获益匪浅。
梅老师学贯东西，知识渊博，并且治学严谨，研究历史语法的视野和方法，与众不同。读了老师自己研究的成果，深感梅老师很多独到的见解，都经过仔细的历史考证，而且勇于创新，为中国历史语法的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老师研究每一个历史语法的课题，无不深度研究过相关的历史文献和方言语料，他对古汉语和东汉以后的重要的白话文献，如数家珍，运用自如，还教我用十三经索引、东汉佛经文献、世说新语、大正藏、敦煌变文、祖堂集、二程语录、朱子语类、老乞大朴通事彦解、元刊杂剧戏文、明清白话小说等等。在康乃尔学习期间，当时还没有电子语料库，梅老师自己有个图书馆，我好像是当时学校里唯一在校图书馆经常查阅这些资料的人，我干脆就注册把很多文献资料，统统都搬到图书馆分给我的小隔间里，以便随时翻查。
在康乃尔大学，我从Linda Waugh教授处读到新兴的语法化理论，想作语法化的研究，也得到了梅老师的支持。梅老师当时致为关切的是近代汉语语法和方言语法的研究，正好汉语语法化的过程，离不开近代汉语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对现代汉语语法，梅老师大力推荐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的著作，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等学术机构的学者多有来往。记得在康乃尔几年间，刘坚教授、叶蜚声教授和胡明扬教授先后分别来过纽约綺色佳访问梅老师，我还曾为几位教授当过义务司机。
中国传统有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此我还想说的是师恩无涯，梅老师对学生的关护是全方位的，远超传道授业，名副其实是我的恩师。除了培育之恩，我后来事业的发展，都和梅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不仅仅无数次麻烦过老师替我写推荐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毕业后的三份工作，都是经过老师提醒后才申请的。我在康乃尔读博的第四年，梅老师海外讲学归来，告我香港城市理工有工作机会，香港是我故乡，申请成功，康乃尔毕业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1990年我刚到威斯康星州大麦迪孙分校工作，忙着准备上新课，无暇顾及其他，梅先生来信提醒，斯坦福大学正在找人教中国语言学，我才递了申请。
- 梅教授和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梅祖麟教授师表出类，读博四年，耳濡目染，终身受益。梅老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研究每一个问题都秉持着一丝不苟的精神，绝不错过任何疑点，不管是谁说的话，只要一有疑问，都直言不讳，摆事实讲逻辑，刨根问底。这可能跟老师原本是读数学和哲学出身有关，他坚信语言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记得老师说过，传统哲学家常常误用规则，对不可解决的问题，争论不休。可能因此，虽然他很重视理论，同时，他对种种语法理论仿佛看得很透，重证据，对每一个理论假设，都要实事求是地论证每一个论点。
梅老师知识渊博，他开创性的中国历史语法研究，通过应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国学的一些成果，用藏语、上古和中古文献和现代汉方言大量的语料进行论证，强有力的新看法，耳目一新，令人信服。我大开眼界，知道学问原来是可以做得如此精彩。老师在1980年的《中国语文》，有一篇文章“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对清代学者说四声别义是六朝京师所创的读书音进行考问，《说文》把本义归给非去声，转义归给去声，如“分/份”。通过汉藏语同源词的比较，梅老师发现汉语的去声字跟很多藏语中带-s词同源，藏语词尾-s只能把动词变名词，不能把名词变动词，所以，汉语少数几个去入通变名变动的例子是承继共同汉藏语构词法的一种，较多的去入通变动变名的例子是后起的汉语构词法。并顺带证明了汉语自古至今都是有词类之别。全文的文献综述视野之宽阔，涵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论证语料之深度，纵横汉藏语系的大量同源词，论证逻辑之严密，简单明了，令人赞叹不已，是我终身学习效仿的楷模。
抗战期间， 梅老师从5岁到12岁住在上海，会说近百年前地道的上海话，跟我一起讨论过吴语中动词词尾“仔”的种种用法。梅先生1988年在《中国语言学报》发表了“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通过对比，认定鱼韵的“著”字是吴语里“仔”的本字。我也因此才知道北方方言中的非完成体“着”和吴语的完成体“仔”竟然是同源，难怪Carlota Smith (1997)说普通话中的“着”具有结果状态的语义，是在类型学上很特别的非完成体标记。后来看到老师在2001年《中国语文》的文章，说中古鱼虞有别，支脂有别，还保存在吴语里，和《切韵》序所说的”支脂鱼虞，共为不韵”完全吻合，在相对应的层次中作吴语和闽语的比较，构建出南朝江东方言的鱼韵说[i ],支韵说[ie].
我当初对历史语法产生兴趣起于对现代汉语把字句的研究，梅老师1990年《中国语文》上“唐宋处置式的来源”让我茅塞顿开，看到把字句近三千年来的演变脉络。古汉语中有意为处置给、处置到、处置用（祝敏彻1957、王力1958)的“以”字句，以及与其通用的中古把/将句。老师将把字句历史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上古的以字句、中古的把/将句、和现代汉语把字句。这为我们继续研究汉语特有的把字句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
1994年《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发表了梅老师的“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我觉得这遍文章总结了老师二十年来研究历史语法的心得和他研究历史语法的方法。他首先确定现代汉方言普遍共有四种结构：处置式、动补结构、可能式和体词“了、着、过”。有意思的是现代汉语这四种结构的形式到中古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或根本还没出现。老师还指出闽南语是一个唐末体貌系统保存得比较好的现代方言，没有现代北方方言的“吃了饭了”或“吃饭了”的结构式，相对只有“饭食了也”和“饭食了”。闽南语的“食了”可能代表北方话现代动补式的雏型，其后不带名词论元，“饭”必须出现在动词之前，分布与“了”字在祖堂集里的分布相同，与唐末的体貌系统相一致。也就是说，唐代的“了”可能是个词汇性表示完成的补语，不是现代汉语语法性的动词词尾。动词词尾“了、着、过”的语法化发生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际。
梅老师治学严谨，没有足够的证据，绝不轻下结论。即使是下了结论，他一般仍然保持一个学者应有的开放心态，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还勇于纠正自己，实属不易。2012年梅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讲汉语历史语法课，其中讲到完成貌的来源，下课前还特别保留了时间给我和龙国富教授发言，并说“下面请孙朝奋和龙国富批判梅祖麟”，一时把我说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没有丝毫要批判老师的意思，只是有个简单的评论，想说老师所说的中古和闽南语的“完成貌”可能还都是词汇性的，处于语法化演变的中间阶段，还没有演变成现代汉语语法性的动词词尾，与老师所言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只是想说中间阶段在语法化过程的重要性。
最近收到梅师母寄来老师辞世时尚未发表的新作，题目为“上声来源（<-ʔ）新证”，论证上古汉语的上声来自汉藏语的*-ʔ，证据是汉语有十个上声字，在藏缅语（Chepang, Lushai）的同源词里都带着-ʔ。论文末尾有段后记，老师自问自答，充分体现了老师治学纯真朴实，追求真理一丝不苟，甚至否定自己的严谨治学态度。
如果有人问我：“梅祖麟，你不是1970年已经写过一篇文章 《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Mei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其中讨论上声的起源。为什么现在又写一篇讲上声来源的文 章？”以下是我的回答。
Mei (1970) 曾经论证“上声<- ʔ”，但不成功。Mei (1970)收入《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文章末尾有1998年写 的中文摘要，摘要的最后一段话：
上声来自喉塞尾音韵尾原来是罗杰瑞的创见。本文做了 论证。我们知道去声来自-s，人声韵尾带-p, -t, -k。如 果本文关于上声来源的说法成立，这就说明远古汉语没 有由高低升降组成的声调。但是至今在藏缅语里还没有 找到跟汉语上声*-ʔ对应的音徵。所以上声来自-ʔ目前 还是个尚未正式的假设。（梅祖麟2000:457-458)
后来Ostapirat、Schuessler两位在藏缅语里找到跟汉语上声对 应的-ʔ。所以现在这篇文章叫做“上声来源(<ʔ）新证。意思 是说，旧的“证明”，如Haudricourt (1954a; 1954b)、Mei (1970)等，都不成功。
就我所知，梅老师毕生共发表过八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本文提到的几篇仅仅是我叙事过程中提到的。目前国内很多语言学网站，在悼念梅祖麟教授时，都附有老师著作齐全的书目，不在此再赘述。
梅祖麟教授千古！
参考书目
Haudricourt, Andr.-Georges. 1954a.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ique. Word 10(2–3). 351–364. https://doi.org/10.1080/00437956.1954.11659532
Haudricourt, Andr.-Georges. 1954b.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gue242. 68–82.
Mei, Tsu-Lin.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86–110. (Also included in Meizulin yuyanxue lunwenji (梅祖麟 2000, 423–458.) https://doi.org/10.2307/2718766
Ostapirat, Weera. 1998. Tiddim Chin ton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1). 235–248.
Schuessler, Alex.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董同龢 1983《汉语音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吕叔湘 1984《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梅祖麟 2023 上声来源（<-ʔ）新证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4-3: 502-514
梅祖麟 2001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1:1-15
梅祖麟 2000《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梅祖麟 1994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二辑，历史语言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61-97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歷史語言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61-97 (梅祖麟 2000: 247-285)
梅祖麟1991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语言学论丛》16:112-136 (梅祖麟 2000: 222-246)
梅祖麟 1981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65-77(梅祖麟2000:62-82)
梅祖麟 1980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6: 427–443 (梅祖麟 2000 : 306–339)
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东京：江南书院
王力 1980《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朱德熙1984《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祝敏彻1957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1:1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