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邦新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陈忠敏
丁邦新先生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晨在美国旧金山湾区逝世，享年八十有六。丁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本集刊主编是丁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与丁先生的大弟子何大安先生在《汉语与汉藏语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里恭述老师的学术贡献，现根据此文修改刊登于此，纪念老师。
丁先生祖籍江苏如皋，寄籍浙江杭州，1937 年 10 月 15 日生。1959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61 进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师从董同和先生研习语言学，1966 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受业于李方桂先生，1972 年以论文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晋音韵研究》)获博士学位。
丁先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担任助理员，洊升至研究员（1975）。其间代理赵元任先生为第二组主任（1973-1975）、语言组主任（1975-1981）、副所长代理所长（1981-1985）、所长（1985-1989）等职，并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合聘教授（1975-1989）。1989 年应邀至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任中国语言学教授（1989-1994）、Agassiz 讲座教授（1994-1998）。1996 年香港科技大学礼聘先生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兼院长。2004 年先生自科大荣休，复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荣休讲座教授，并为大陆多所著名高校礼聘为名誉教授。
先生获奖、获褒荣无数。1986 年当选为第十六届中研院院士，1992、1993 年被推举为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会长。2000 年美国语言学会特授荣誉会员，尤为学林之荣。
丁先生治学的主要范围为汉语史与方言学，而于语法、非汉语，亦有代表性著作。以下略举一二，以示梗概。
首先是丁先生的博士论文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晋音韵研究》）。这篇论文分析魏晋诗韵为三十七部，并以拟音说明上承先秦两汉、下启中古隋唐的各种演变，其间旁及合韵、方音等相关问题；是使汉语音韵史得以自上古音贯串中古的基础。这部书取材完整、分析严谨、拟音合理，是一部无可替代的、永久性的著作。
70 年代以后，上古音的讨论有几项重要的议题；包括元音的多寡、声调的来源与性质、阴声韵有无辅音韵尾等等。丁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在“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1979）这篇论文中以中古阴声韵独多-i、-u 尾而-i、-u 尾例属辅音之遗迹此一线索为突破点，从音韵流变、整体结构及同族系语言的证据，证明上古音不具开音节，其音节结构应为 CVC。这项结论已经为阴声韵有无辅音韵尾问题提出正面的答案。其后丁先生更于“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补证”（1987）中从自《诗经》至南北朝诗韵中声调通押的实况推论：(1)上古阴声韵当有-d、-g 等辅音尾，因此阴入通押较后代为多；(2)东汉时期与入声尾-
k 相配的阴声韵-g 尾开始失落，因此这一部份的阴入通押逐渐减少；(3)阴声-d尾失落的步调较慢，因此迟至南北朝时期尚能与带-t 尾的入声字通押。阴声韵尾的构拟，由于有了结构与演变上的证明，理据上遂更为有力。
声调源于韵尾论屡见于南亚语、藏缅语，已成为一般性常识。但是上古音是否仍保留韵尾、抑或已转为声调，学者间仍存有争议。丁先生于 1981 年的汉学会议中发表“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辨正各项译音、方言的资料，指出：把这些资料作为上古音、甚至中古音声调实质为韵尾辅音的证据说服力不足。要能圆满地解释《诗经》的异调通押现象，当时的声调只能是音高，而不能是韵尾。也唯有如此，才能对问题作出正本清源的解决。在声调问题上，丁先生另有两篇重要的论文，一是 1975 年的“平仄新考”，一是 1989 年的“汉语声调的演变”。前者在阐明中古所谓“平、仄”，其实即是“平调、非平调”；前人或以“长短”、或以“轻重”说平仄者，都系误解。后者则推论《切韵》之“平、上、去、入”是四声四调，并非四声八调。中唐以后四声容有分调，以致其后分合益繁；但自上古至中古，调类始终是四非八，则绝无可疑。三篇论文虽旨在祛惑，却对汉语声调的历史作了有系统的说明。
1994 年丁先生发表“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重新检讨各家的元音理论。他从脂真与支耕都没有一等韵、以及侯东与之蒸都没有四等韵的结构平行现象推论所具元音的共同性质，再加上其他的证据，提出“诗经时代四元音、谐声时代五元音”的新主张。这项主张对前人学说不足的地方作了适切的澄清和补充。在声母方面，丁先生也有新的创获。上古声母的讨论之中，前人每为匣、群、喻三母是否同出一源各执一词，而所言又不免各有其短。丁先生注意到闽语中一部份匣母字，如一等字的“糊猴” 、二等字的“咸滑” 、四等字的“县悬” 和其他的群母字都读成塞音 k-，可以认为就是群母的一、二、四等字；从而可将群母仅具三等必
须与匣母合并的迷思一举打破。他因此先后写成“Archaic Chinese *g, *gw, *ɣ, *ɣw”（1980）、“从闽语论古音中的 g-”（1983） 二文，提出“群母与部份匣母字的上古来源为*g、*gw，其他匣母及喻三字的上古来源为*ɣ、*ɣw”的新说。将近二十年后（1999）发表“上古声母 *g 和 *ɣ 在闽语中的演变”，在石陂方言的最古层中发现了*g、*gw、*ɣ、*ɣw 今读恰为 g-、ɣ-的遗迹。丁先生的新说得到了证实。
另一个在汉语史上常引起误解的，是“中心语—-修饰语”的词序问题。许多学者主张，像“祖甲、帝尧、城濮、中谷、鸡公、牛牯”这些词，反映的是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的词序，而这种词序是非汉语的特征。古籍和方言中既有这些词序，显示了非汉语在汉语史上的底层作用。丁先生在“汉语词序问题札记”（1997）、“论汉语方言中“ 中心语—-修饰语” 的反常词序问题”（2000）两项研究之中，发现这些词要不是亲属称谓的推广用法，就是前后成份为并列结构，都不足以作为“中心语—-修饰语”词序的确证；他并且进一步确认汉语的主要词序自古及今一直都是“修饰语—-中心语”。至于另一类上古否定句、疑问句的宾语提前，丁先生也认为是出于加重语气的要求，与语言的类型无关。
在中古音方面，《切韵》的性质与拟音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尽管许多人对《切韵》是否代表单一方言有过种种疑虑，但是各家的拟音却仍然以单一音系为预设。针对这种矛盾，丁先生在 1995 年发表“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以既有的共识为基础，指出《切韵》旨在提供读书音中可以押韵的韵类，而为当时南北两大方言代表的邺下与金陵，只要无碍于押韵，自可有不同的读音与部类分合。因此丁先生认为中古音研究的工作是：不是替《切韵》构拟成庞大琐细的单一音系，而是就音类的差异分拟成不同的“邺下切韵”和”金陵切韵”两个音系。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根据现代方言和域外译音的渊源和反映，就可以逐步复原”邺下切韵”和”金陵切韵”。这项建议根本上改变了研究中古音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说是自高本汉以来关于中古音研究影响最重大的一篇论文。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循着丁先生的建议进行研究，我们相信整个中古音的面貌，将会因之而大为改观。
丁先生第二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方言学。他除了亲身从事调查、公布调查报告之外，如江苏如皋方言调查、海南儋州村话调查等，在方言学的理论建设上更有影响深远的建树。例如汉语方言的分区，言人人殊。虽然自从赵元任先生以来各人都能举出一些持之有故的分区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何以能够成为区分标准，却从未有过认真的思考。丁先生在为李方桂先生八十岁祝寿的论文集里，发表了“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1982）。他提出“以早期的历史条件区分大方言， 以晚期的历史条件区分次方言”的办法，这个办法正是历史语言学家“分群”办法的投射，是有学理依据的。这个办法把汉语方言的区分第一次说出了所以然来。只要看在这之后对方言分区的讨论，尽管地区不同、结果各异，但是几乎没有人不征引这篇论文为立论基础就可以知道它在提升整个研究水平上的贡献。
其次则是方言调值构拟的理论。丁先生在作海南方言调查的时候，发现到方言中的本调有时候恰是衍生的调值，而变调反而保存了原来的形态。他由此提出以“基调”代表方言的平面调类、以“原调”代表方言的早期调值的概念，并且主张：在研究大方言的古调值之前，“一定要从小方言入手，拟测次方言的古调，把这一个层次的调值系统特别提出来称为“原调” 。换句话说，在小方言的“基调” 确定之后，就来拟测次方言的“原调” ，然后才是大方言的古调系统。这一套理论和方法在 1984 年的“吴语声调的研究“中得到了实验的机会。丁先生以十个吴语方言为对象，经过严谨的程序，一一推定其“基调”与“原调”，最后得出古吴语的声调系统为：“阴平*55、阳平*22、阴上*35、阳上*13、阴去*42、阳去*21、阴入*55、阳入*22”。这是一项纯理论的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演练的结果“平、上、去、入”分别是“平、升、降、促”，而且阴调高、阳调低，完全符合音韵史的观察。这项理论与方法的正确，已经不证自明。
第三项是“吴闽关系论”。1983 年，丁先生曾从音韵的特点推断闽语从汉语析出的时代为东汉（“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1988年，他更从吴语白话音具有闽语的“端知不分”的特征，以及六朝江东吴语的若干特殊词汇，如“骹、侬” 等，今天只见用于闽语的现象，推测：“南北朝时期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吴语中的闽语成分”）。这项推测，现在虽然还在“假说”的阶段，但是已经引起相当多的讨论，也获得不少新出证据的支持。而这样的讨论，正是丁先生所建议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1992）的一个范例。另一个范例是写于 1987 年的“论官话方言中的几个问题”。丁先生依据新出的资料，解决了官话方言史上浊音清化、见精系声母颚化、鼻音尾合并先后、声调分合等长久存疑的问题。这样的作法，是把时间的纵深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加到只以个别描述和套式史观为主的方言研究之中，大大加深和开拓了方言学研究的内涵和范围。
第四项是方言层次研究。先生较早就在方言里研究文白异读层次，1986 年《儋州村话》根据儋州方言文白异读整理出完整的文读音。丁先生在 2005 年“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一文指出“儋州方言许多个别的字并不出现在词汇中，因此在文读层中读音的改变就不能用词汇为单位，词汇扩散的理论在文读层可能无所施其技” 。通常所说的文读音是读书人通过文教习传获得的字音，而白话音则是老百姓平时说话的口语音，所以先生提出“汉语文读层的演变以字音为单位，白话层以词汇为单位”之观点。丁先生认为历史层次一般指语言接触的“异源层次”，并把层次再分为“汉语”和“非汉语”两种，指出这两种来源的异读可能显示不同的语音结构，“非汉语”的异读要调整融合，比“汉语”的异读可能困难一点。因此要辨认“非汉语”的“底层”是比较困难的事。丁先生非常精辟指出方言层次研究的意义：“藉此由这些分析才能弄明白汉语真正的面貌。历史的层次跟汉语史的研究息息相关，平面的层次使我们了解语言接触的过程，两者对历史语言的理论都可能由贡献”。丁先生 2006 年“从历史层次论吴闽关系”一文就是根据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吴闽语的层次关系，认为今天浙江西南的吴语有闽语的底层，而南北朝时期的江东庶民层所用的语言可能是闽语。
汉语与台语的关系众说纷纭，这一重大议题也是丁先生晚年着力研究的内容。2000 年以后丁先生对此议题发表多篇论文，又在 2020 年出版《汉台语同源论》作总结性阐述。汉台关系的焦点是大量的关系词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如果是同源词，毫无悬念两者具有谱系发生学关系，如果是借词则无谱系关系，是接触关系。丁先生在相关论文里提出几个辨认的方法，他提出三种鉴定同源词的方法：“某种语音的对当不可能是借词；不整齐的对当只可能是同源词；转折的语音对当无法解释为借词”。据此方法丁先生认为汉台语具有谱系关系的。虽然汉台语是否有谱系关系尚未到下定论的时候，但是研究鉴定同源词的方法确实是解决此问题的核心，可见丁先生洞察力的精准。
丁先生治学，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面对一项问题，他的处理方式，是对各项数据的证据效力先作辨析，然后直探本源，从整体面提出最自然通达的意见；因此少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其实有些学术问题纯因资料的误用而起，一旦资料的性质获得澄清，许多异说也就不攻自破。丁先生对“声调源于韵尾”、“汉语词序”、“平仄”、“声调演变”的检讨就属这一类。至于“上古元音”、“群匣二分”、“邺下切韵”和“金陵切韵”、“方言区分条件”、“基调、原调构拟”等等，则是在清楚的理据之下，合理演绎的结果。虽属原创，实本自然。
丁先生曾从董同龢先生调查南岛语，并且发表过沙语、卑南语的论文。他又将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翻译成中文流传；对南岛语和语法学的研究，都有相当具体的贡献。他雅好词章，吟咏之余，在文学的研究上也常有所会心。例如他曾经讨论过舒促调及双声迭韵等“暗律”的运用（“从声韵学看文学”，1975）、以元曲作家的用韵澄清韵字声情说的理论（“元曲韵字示意说之探讨”，1981）、提出七言诗源于两汉楚歌楚诗的确证（“七言诗的起源”，1999）等等。这些意见都得到相当多文学研究同行的赞同。
丁先生富有正义感，待人亲切、真挚而又有淑世之忱。他行政阅历丰富，因此处事明练、动静有方。许多重要的学术建设工作，赖有他的倡议和参与，才得以付诸实现。例如中研院文学哲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赵元任中国语言研究中心等等的成立，史籍自动化、二十一世纪中国语言和方言数据库、语言学暑期班等等计划或活动的推动都是。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建设，需要和作学问一样的洞见和眼光。作为这一代有前瞻眼光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丁先生两方面都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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